五
判决下来,阿西以窃取机密罪判刑11年,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6年。我问法官,文件都在你们手上,请问我泄密泄给了谁?谁看见了这些秘密?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回答,只是劝告我们不要上诉,说这是省政法委内定的案子,上诉也没用。我当然清楚这一套,于是选择了尽快去监狱——与世隔绝一年几个月了,我需要知道我那在武汉抢救的癌症父亲,是否还健在人间。
1992年初春,我和阿西分配到武昌监狱,之后警方来人干预,说不能把我俩放在一起,于是劳改局又把我调到他们的直属入监大队——当年著名的武昌起义门55号。在这里未久,我很快成为了二小队的“牢头狱霸”,官方说法叫大组长。在这里,我终于可以见到亲人和朋友了,我在心中还在暗自等待熊召政来主动探监,解释一切。
我在劳改队很快帮他们设计出一种工艺品,用篾条做装饰画投放市场。队里的管教统称“干部”,都很同情我的身世遭遇,对我十分友好。一天指导员【均可证明】来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那个朋友熊召政,现在【1992年,多么华丽的成功转型啊】已经是武汉著名企业家,某高尔夫俱乐部的董事长。我带你去找他,请他帮我们买一点这些竹画吧。
其实那时已经有朋友告诉我,他正和湖北第一太子合作成了富翁。我当然想去看看他究竟对我如何解释,于是就同意了。指导员带着我第一次上街,找到了他的写字楼。但是他不在,秘书打电话给他,我平静地向他说明来意,希望一见,他支支吾吾托词说很忙,但很爽快地叫秘书立刻付款买下了我背去的20幅竹画,成交额一共400元。
他再也没有出现,而我开始漫长的等待。在艰难地熬过四年半之后,我终于活着提前出狱,而父亲则已病逝半年了。母亲陪我住了十天,之后跳江自杀【详见拙作《江上的母亲》】。我决定离开武汉这个伤心之地前,计划最后一次去找熊召政——我想再给我们自己一次机会,我还是不想从此结下深仇,最后覆尸二人流血五步。
我打探好了他的豪华办公室【洪山宾馆】和手机,亲眼看见了他从凯迪拉克下来进去,然后给他电话,告诉他我已到门口,只想见一面就走。他明显惊慌地说,好好,那我让秘书来接你。半晌秘书出来,把我带进了他的豪华大班台前对坐下来。秘书司机等人流连在屋,不肯出去。我知道他怕我行凶报复,我苦笑说我只是来看看你,一别五年,听你叙叙别况吧——我在给他最后陈述的机会。
他叫秘书给我拿来了一个盒饭,故作神秘地对我低语说——我出来了一直还被他们监视着的,你看外面坐着的那几个人,就是警局的便衣。我看他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反而还想吓唬小孩。只好对他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他尴尬地送我到门口,强行给我衣袋里塞进一摞钱,然后关上了他的铁门。
我揣着他赏的1700元人民币,终于踏上了异乡之路。我们再也没有相问相见,直至十几年后的今天。
六
十几年来,家破人亡,我独自放逐在这个叫做祖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选择出境或者流亡。我要远远地看着他发财,远远看着他托人四处打点以获矛盾文学奖,看着他这个被开除党籍的人,竟然再次苦苦地去竞争省作协副主席的爵位。我甚至还将看着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去争当全国政协代表,去出席这个党的各种会议。最后,我将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他比我要老得多,他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
当然在这个国家,还会有各种意外——也许我会走在他前面。但是写完了这一篇文章,我就不怕也无憾了。因为至少他不敢在我身后,再来歪曲历史,甚至再来怀念我们曾经的战斗友谊——因为他竟然好意思在他出版的旧体诗集里,还保留着赠送给我,赞美我“白眼青钱不受封”的两首律诗。
他和黄苗子冯亦代一样,都是著名的文人,一样的风雅和风度十足。他们在这个邪恶的国度,似乎也吃过亏,但最终是占尽风流。我会嫉妒他吗?不会。因为我比他活得轻松自由,活得毫无歉疚和罪恶感。我不敢想象他的每个深夜,扪心自问时是否有过汗颜,独自在途时,是否有过恐惧。我等了十几年,想看看这个天天写文章的人,是否会写一篇我们,是否会暗示一点歉意。哪怕只有一点,像冯亦代那样一点,那我也许还是会原谅。
因为我知道要谴责总督而不只是诅咒犹大,我知道强权体制决定的人性卑劣有时情有可原——我就是从体制走出来再到监狱的,无论警匪两道,我皆不陌生。但是当一个人欺骗了他的至交,竟然毫无愧怍之时,我确实做不到埋下斧头放弃仇恨。两月前,章诒和大姐知道冯亦代的事之后来信说——我泪流不止,我想到了你的受骗。但你时间短,而我们一家人却是被骗了一辈子。我不会沉默,除非杀了我。
她很快做到了,她将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绑上了耻辱柱。我深深地理解支持她,对于那些批评她没有恕道的人,我只想问——你们可曾有过这样的疼痛?在这个国家干脏活并不稀奇,但是干了你要承认,你要主动道歉。你连起码的良知和歉意都没有,凭什么历史要对你宽恕?别人受罪你受赏了,你就该主动灵魂下跪。
我已经被审判过一次了,总有一天,该轮到他来面对末日审判。如有人质疑我上述不实,请耐心等待一切解密的那一天,一切都在案卷里纪录着,就像东西德国合并后那样,到时人人皆可查阅。如果熊召政愿意起诉我诽谤,这次,我应该有权和他对簿公堂了——那将是我最高兴看到的一个时代和一天。
我等着,冬天已经到了。后面的话,我无须再说。
最后我要重复前人的话说——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我无意做任何英雄;我只是凭着良知,做了我该做的事,受了我该受的罪。谨以此文祭告我含恨死去的父母!谨以此文纪念那一年牺牲、流亡和受罪的的无辜人们!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
——我对熊召政的继续质疑
一
自《是非恩仇二十年》发出以来,除开收到无数声援之外,我还接到了两位朋友的斡旋电话——邀约我和熊召政相聚释疑握手言欢。其中一位是武林大兄辈人物,与熊我皆有深交。他担心我对熊的“为难”,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应熊之请,愿意出面来促和。我对这位兄台说——江湖之重,乃因道义二字。熊某十八年来视我若无,不给解释,必是自信我拿他无可奈何。他有钱有势有官家保护,而我只有真实而刻骨的记忆。我已宣战,请他接招吧。天下人心是最大的江湖,敢在今年揭发,我岂会在意危险?请将此信转发给他。
我不知道熊召政是否读到,但是此前他通过这位朋友转告——他答应我的要求,可以由我邀约当年的师友,他当众给我道歉,但是不能具体解释当年缘由。我说如果这样,那就请他给我电邮道歉或解释吧。但他不愿留下文字记录,拒绝了我的要求。
这位朋友还是去武汉和他见了面,并希望我到时能接听一下熊召政的电话。于是在八号夜晚,熊召政用这位朋友的手机,给我来电。中途这位朋友对熊说——你们谈这些敏感问题,你用你自己的手机吧。再一小时后,熊又借了一个别人的手机给我打来,前后两段谈话共计半小时多。整理其话大致如下,随后我再展开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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