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机会到北京,我保证各种大菜小吃让你吃一个月不重样。”我谈起中国菜从来是不遗余力的。他张大了嘴巴,先是兴奋地大呼小叫,然后不无沮丧地说:“可惜我现在还没有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班上也有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是个不足1。70米的小个子,只有二十一岁,一脸稚气,却时常要把手插在裤兜里装出老成持重的样子。可是他咬起自己手指头来,简直是一副孩子模样。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在经济上支持他。果然是财大气粗,他租了世界贸易中心附近的一间高级公寓,月租金逾两千美元,还说:“这个很便宜,而且我喜欢那个能看海的窗户。”——谁不喜欢啊?!拍电影作业需要不少额外费用。虽说学校免费提供设备,但胶片给得有限。遇到技术不熟练拍废了片子,学生们就要自己掏钱。一般学生都要咬咬牙狠狠心才能拿出一二百美元,只有安德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个很便宜,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包了。”在美国,朋友们在一起吃饭都是各人付各人的帐,只有安德烈常常主动为别人掏腰包。
如果别人谢他,他就摇着头,很真诚地安慰人家:“这算什么,很便宜。”
大伙儿对他有点看不惯,但觉得他年纪小,又无恶意,也就不去计较了。不过全班一致认为,安德烈如果当制片人,非超支不可,不把他爸爸的钱全赔进去才怪呢,谁叫他样样都嫌便宜呢。
班上还有一位同学从瑞士来,平日出手也很大方。一次坐地铁,却因不买1。25美元的票,被便衣检查人员发现,当场罚款六十美元。最糟的是在同学面前大丢了面子,连地铁里的乞丐也不忘走过来挖苦一句:“兄弟,连我都是买了票进来的!”
班上女孩子中跟我要好的是美国人克里斯蒂。她是公认的美人:模特的身材,永远带着温柔甜美的笑容,漂亮的眼睛总蒙着一层羞色。在我看来,她有着西方人的外貌,气质上却更接近东方,甚至是古典东方。她在一家剧院里做了几年舞台设计,挣了一笔钱就全部拿出来上学,她说这是最好的投资,再说年纪轻还不想攒钱,等钱用光了再挣也不迟。她的这种豁达自信的态度在很多美国同学中都找得到。蒂姆就是其中之一。他放弃了收入颇丰的华尔街会计师工作,明知电影是个竞争激烈、稳定性差的圈子,却偏偏闯进来,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喜欢电影”。一次同学们在酒吧聚会,蒂姆坐在我身边。几杯过后,他悄悄跟我说他爱上了克里斯蒂。“为什么不跟她说?”
我好奇地问。“我怕被拒绝。她那么迷人,一定有男朋友了。”我大为惊异:原来还以为美国人在爱情上都是不顾一切的呢!现在看到蒂姆喝得脸红红的,却在为不能启齿言爱而深深烦恼,倒让我觉得他更可爱了。
其实,热烈的情人也有。英国小伙子杰斯就遇上这么一位。杰斯金发碧眼,气质出众,让班上的助教小姐动了芳心。每次遇到杰斯问问题,她总是回答得详详细细,而且态度温柔谦和,连眼神都变了。据说后来她向杰斯表示要做他的女朋友,却失望而归。但这并不减少她的热情。只要有机会,她就去“辅导”杰斯,而且每次都靠杰斯很近,几乎把杰斯逼到一见她就想逃的地步。
杰斯立志要当名导演。也许这个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工作起来,他总有一股“得听我的!”气势。一次我与他,还有法国的玛丽亚,墨西哥的尤利,瑞典的海娜分在一组,杰斯任导演,我担任摄像。在讨论分镜头剧本时,他非常独断,别人的意见总是被他不礼貌地打断。玛丽亚首先忍不住了,这个爱抽烟的女孩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杰斯,我们为什么都要听你的?”
杰斯毫不示弱:“因为我是导演,而且我的意见是正确的。”
“你的一些意见明显有问题!”尤利是个大嗓门,然后转向我:“澜,是不是这样?”我表示同意说:“杰斯,比如你为什么非要去拍火车站附近的纽约市景呢?这与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知道这个故事发生在纽约。”
“可是通过其他镜头,观众已经知道这是纽约了。而且火车出现在镜头里,容易让人以为主人公是不是出门了或是回来了。”
“澜,你的这些想法逻辑性太强。电影讲的是感觉,你大概只看过好莱坞的情节片吧。你在中国看过欧洲的抽象电影吗?”杰斯几乎是在用居高临下的语气对我说话了。
我压着的火腾地冒了上来:“可是这个镜头容易让人误解你的感觉。故事本身是写实的。这样做是浪费胶片!”这时一直没吭气的海娜也冷冷地加上一句:“再说,澜和我们都不需要接受你的抽象电影教育。”(瞧,我的这些同学可没有一个是好惹的。)大家就这么不欢而散了。
晚上,我们几个都接到了杰斯的电话。他为白天的态度道歉,说离开了大家,他什么也做不成,并建议第二天碰头再议剧本。他的道歉坦率而真诚,我们也没有得理不让人。那次作业最后得到全班一致的赞赏。后来,我也没忘了向他请教抽象电影。
我的这些同学,有什么说什么,不高兴就吵,吵得不留余地,和好了又亲热得不得了,总之很少掩藏自己的情绪。也许是因为大家都是学生的缘故,才会这样单纯而无所顾忌吧。这也是我工作几年来一直眷恋着学校生活的理由之一。顺便提一句,我生日那天,收到同学们送的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写满了各式文字的贺卡。两边的面颊都快被亲破了。胡里奥大声建议说:“今晚为什么不开个舞会?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教授先生
理查德教授被哥伦比亚新闻学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学生告他。罪名之一:上课内容不充实;罪名之二:从不留课外作业。
带头写信的学生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姑娘。她理直气壮地公开说:“我们是付了哥伦比亚的高昂学费(每年两万美元)来听课的,学不到东西当然要请他(指理查德)走路。”
理查德教的是电视新闻课。在此以前,他已经在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ABC(美国广播公司)做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制片人,现任ABC晚间新闻部副主任,在美国电视圈里颇有声望。这一次被几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砸了饭碗,心中一定不怎么好受。
学生炒老师鱿鱼的事,我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在国内上学时只听到学生们埋怨功课太多,从来没有因哪个老师留的作业少而发难的。看来自己掏钱交学费感觉的确不一样。
美国学生的不依不饶让我领教了不止一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修了电视纪录片这门课。赫弗教授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他为人谦和,有问必答,使我们觉得他很好说话。期末将至,每个学生都忙于完成一个二十分钟的纪录片,在电视机房里通宵达旦地做后期编辑。正在此时,一个同学跑进来说,他偶尔在学校的电脑系统里查询成绩,发现赫弗教授在没有看过期末作品的情况下,已打了分数,输入了学校电脑系统,而且据他说,给的分数很低。熬得两眼通红的同学们立刻群情激愤,纷纷查询自己的分数,果真低于常规,竟有一些人得C(美国大学以A、B、C、D、E排列分数等级)。
近年美国高校的成绩有“通货膨胀”的趋势,老师很少给B…以下的分数。对于不少只有靠争取奖学金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们来说,得一个C无异于前途被断送。第二天,赫弗教授的日子可真不好过。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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