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批评这位导演后来的作品:“只刻意求新,为赋新词强说愁,所以矫情虚妄。生活并不需要时时有新的主题,即使是华丽的《霸王别姬》,力量也在于真实的市井人性。”
他说:“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我和爷爷。谁也没听懂他的歌子,但那段时间我醒时梦里都是那几句,老觉得他在唱“什么什么杨柳坪哦……村哝”唱得我心里一起,一落。
第十五章 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他说两个字:“寻常。”
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
“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我听不懂。
北京奥运,我和摄像老王领了主新闻中心(MPC)的记者证,任务是报道每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每天中午干完活就没事了,这个证不能进运动员采访区,但可以看所有的比赛。我坐在大门口小圆桌边,撕了半天餐巾纸,团了好多小球,说:“老王,要不……咱们再做点什么再去看吧。”老王是个痛快人:“行,做什么?”
全世界媒体都在这儿,金牌运动员有无数人采访,我说:“那咱们就采访不显眼的吧,失败者也成,只要打动咱俩的就算。”
没人布置,也就没有平台可播出,没编辑,没经费,拍摄的磁带都没有。我们的证件也接触不到运动员,只能在比赛结束后的大巴车上找人,再找人送我们进奥运村。
以往当主持人,事事有人安排,觉得采访才是头等大事,车到了采访地点,编导打电话让对方来接人,在车上等的时间长点,我心里便有点不耐烦:“怎么不早五分钟想到打电话呢?”现在你自己干吧,借带子,还带子,联系人,找翻译,找车,定时间地点,打场记,写稿子,贴发票……这些小事儿要样样做到,比采访难多了。
要拍摄比赛,我们没有比赛区的证,好不容易说通北京奥运会转播公司(BOB)的人放行,被一位中国志愿者拦住:“对不起,不能进。”
我嬉皮笑脸,说你上司都同意了:“就让我进去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了。”
梳马尾的姑娘手背在身后:“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值班,请您配合我工作。”老王在我肩上按一下,“走吧。”转身的时候,她在背后说:“再见。”
我没回头。
做节目时说得挺高明,真到了生活里,就这么个修养。
惭愧。
最吃力的是没翻译。
小姑娘姓周,阿拉伯语的大三学生,卷发大眼,非常可爱。
同行对我说:“她阿语不行。”
没办法,她是唯一愿意陪着我等八个小时的志愿者。伊拉克的短跑运动员达娜晚上九点才到。小周的翻译的确不太行,结结巴巴:“二〇〇三年,街巷里有抢劫和屠杀……我见过很多杀戮,街上有汽车炸弹。我也有……面对过死亡。”
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洗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最初国际奥委会宣布取消伊拉克代表团参赛资格,她像孩子一样不停地哭叫。我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她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运是什么。”制裁取消后,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说到这段时,翻译半天没吱声,我奇怪,偏过头看她。
小周正在低头哭,小卷发一抖一抖。
达娜看着她,晶亮的两大颗泪,含了一忽儿,扑落掉了下来。这个故事她在媒体面前讲过多次,我只见她这次掉了眼泪。
翻译或是采访,不仅是工作,是人与人的往来。
老王看体操比赛的初赛,一堆十五六岁的小女孩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跳马,头发又短又硬,他有点奇怪,指给我看。我查资料,才发现三十三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这个高龄体操运动员是为了用比赛的奖金给儿子阿廖沙治病,也为此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加人德国国籍。
约了她,快开始了,才发现写提纲的纸不见了,一顿乱翻,像个溺水的人,只能从直觉开始问:“你代表德国队比赛,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练不理解。他们认为你可能不爱国,你怎么看?”
她说:“如果他们也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也许他们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承受这些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我问完这句,丘索维金娜没有等翻译,就直接回答了问题,她从我脸上看懂了我在问什么。
通常采访有翻译时,我说完话都低头看稿子,受不了与采访对象沉默对视的压力。但这次我的膝盖上空空如也,每说完话,丘索维金娜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过一遭,反应出下一个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来到嘴边。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交给那个叫柴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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