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没有勇气出去买报。一个人坐在家里思索。朋友吴走了进来,并不敲门。他一把握着我的手,欢喜地、热烈地说:“他们还活着。他们决不会死。”
我才知道昨晚临刑前二十六分钟,就是在全世界的良心万分痛苦的时候,省长又宣布了延期十二天的决定。
“好一个‘希望的刑罚’,跟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采用的差不多。”我冷笑道,但是仍然掩不住心里的快乐。
朋友吴还抱着乐观主义,他诚恳地、快乐地对我说:我给你担保,他们不会杀死这两个人。“他的眼里闪着发光的东西,他喜欢得流泪了。
于是我又经历了十二天的希望与恐惧。
希望一天一天地淡了。在各处我都看见那个可怕的阴影。
“不日之城”被一种空幻的色彩笼罩着,人和物都好像在梦里一样。在我的耳边依旧响着“正义”与“宽吮的呼声。但是声音比从前抖得厉害了,里面充满了眼泪和愤怒。在街头,在咖啡店里,在公园内,在各处,人们常常用带泪的声音谈起死囚牢中六年的故事。似乎整个巴黎,整个享乐的巴黎都为那两个人哀哭了。
我一生也曾经历过不少惨痛的日子,也许还要经历更长久的时间,更惨痛的岁月。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在这十二天里而这样地懂得生活的美丽与恐怖的。
希望完全失掉了。总统钓鱼去了。省长玩高尔夫球去了。
联邦法庭的首席法官到加拿大避暑去了。在那个可怕的八月二十二日的夜晚,人们还能够有什么希望呢?法律是要执行的。在全巴黎的悲哀、恐惧与骚动中我度过了这个痛苦的夜晚。
我没有梦,我也不能够有梦了。
我害怕看见第二日的天明。
阳光射进我的窗户,我躺在床上,很安全。我痴痴地望着窗玻璃,不明白我是在什么地方。我半昏迷地出去买了一份报纸。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在第一版上我看见下面的一些大字:全世界的良心从没有像今天早晨两个无罪的人被害的消息传来时这样地空虚的。
我几乎要把报纸落在地上了。
我又读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灭亡了。
我连忙回到旅馆,朋友吴已经在我的房里了。他把头伏在报纸上,听见我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对我说了一句:“他们死了。”他忍不住哭起来。
我不回答,我只是咬着嘴唇,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七年前法律说他们的举动像罪人一样,便发见他们犯了谋杀罪。然而在临死时他们的举动又跟历史上的另一个人(耶稣)的举动一样,而且也像他那样地说:‘我宽恕你们。’可惜太迟了。没有重新判决的机会了。”朋友吴忽然翻开他带来的报纸用抽泣的声音读出了上面的一段话。他又接连地说了两句:“可惜太迟了,”便站起来摸出手巾揩眼泪。
他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屋里。我没有出门,我也不想吃饭。我写了一整天的信。我要把这个消息,把我所感到的一切告诉所有我的朋友。我要向全世界大声说:“两个无罪的人被害了。”
到了夜深我还在写信,朋友卫气咻咻地推了门进来。我不见他有一个多星期了,很奇怪他为什么在这夜深跑来,而且衣服凌乱,头发飘散,面孔通红,他那副平日离不掉的宽边眼镜也没有了。
“什么事?你这个样子?”等他坐好我便问道。
“我才知道法国政府也是站在杀人犯那边的,”他愤愤地说。
我惊奇地望着他。
“我跟着朋友们到美国领事馆去示威……那么多的人……挤满了好几条街……群众大声叫着‘杀人犯’。声音跟响雷一样……警察保护着领事馆,要群众散去。……后来起了冲突,秩序乱了……几个报摊子也被挤倒了……大队的警察赶来解散群众……我和吴被挤到一个咖啡店里,接着又来了一些参加示威的人……忽然这个咖啡店被包围了。大队警察守在门口叫里面的人全出去。出去一个打一个,所有的人都挨了警察的警棒。……我看见吴挨了几下打。我跟警察冲突起来。后来我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我刚起身,就被一群人拥起走了。我的眼镜也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我去找吴。我看见一个警察在追他。他吓得乱按人家的门铃。
……后来他找到我了。我看见他很萎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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