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英国水兵也有五人重伤。
7月9日,联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由1000名日军、950名英军、400名俄军和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是役,直隶提督聂士成中弹身亡。“华勇营”的任务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局军火库(海光寺军火库)发起炮击。在他们的掩护下,日军迅速攻占清军阵地。转移阵地时,“华勇营”必须拖曳笨重的大炮穿过被清军火力覆盖的小桥,一不小心大炮就会滑落桥下。桥上缓慢移动的“华勇营”受到了清军猛烈射击,驻守濠墙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则进行了还击,压制了清军火力。事后,美军军官在答复“华勇营”感谢信时说,只要是女王陛下的军队,不管什么肤色,美军都把他们看作亲密战友。
过河后,酷暑和体力透支摧垮了香港炮兵中的印度士兵,只有华勇营还继续拖曳大炮向预定阵地集结。他们的表现,获英军司令的高度评价。
7月14日,“华勇营”协同日军敢死队,终于攻破天津城墙。巴恩斯写道,华勇营“是参加最后攻击并占领天津城的唯一英军代表,非常光荣。”
占领天津后,“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他们的种族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居然征到了将近一百条大船和船工。巴恩斯说,“华勇营”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赢得了民心,不少人愿意为这支英军而不是其他“洋鬼子”提供服务。
8月4日下午二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一百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英军的炮火不少都落在了日军队伍中。
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8月15日晨,“华勇营”终于开进了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得到美军的欢呼。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8月28日,“华勇营”各连选派代表参加八国联军在紫禁城内举行的大阅兵,在受阅的英军队列中,香港军团与华勇营最后出场。
紫禁城阅兵后,“华勇营”便根据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
“华勇营”在驻守的河西务镇,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允许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五百人以上进行交易。巴恩斯写道,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在于他们见到是“华勇营”看守,便将此地认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绝不容其他军队插手。有几次,德国兵从摊点上白拿梨子或葡萄,“华勇营”便出手干预,德国人只好乖乖付钱。醉酒闹事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惩戒过两次,日军军官两次都登门道歉。“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吸引了当地百姓的关注。十多英里外,另一个镇子也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
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
同样的,驻守在通州的“华勇营”第五连,也和当地民众“打成一片”,甚至有村庄主动要求“华勇营”派兵长驻,以防止频繁的土匪骚扰和劫掠。
因为在天津战役中的“勇敢善战”,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了军徽,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并在威海卫树立了一块刻有二十三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
市场实例
本书展示的,是《华勇营出军志》的第二版,1902年伦敦Grant Richards出版,封面尺寸为5 18英寸×7 14英寸,共282页; 书后附四个附录,书页顶部烫金。全书共含十一幅照片,其中一幅为李鸿章乘舟前往北京时的照片,为巴恩斯所摄,颇有价值。书中另含三幅地图。该书封面只有轻度磨损,边缘处小损,书脊两端有磕痕,书内有陆海军俱乐部藏书印记和图章。该书目前在纽约一家古旧书店求售,标价296美元。
《华勇营出军志》的第一版已一书难求,若品相完好,没有图书馆印记,价值当可轻松达到2,000美元。
第九章 天子的洋师(1)
庄士敦生平
西方汉学家中,丁韪良、翟理斯之流固然学富五车,不负盛誉,但在今日民众心目中,他们是籍籍无闻的。而学术成就逊于他们的庄士敦,倒是声名远播,为当今的中国人所熟知,这全是沾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光。
在中国数千年的帝制史上,庄士敦因缘际会,成了头一个洋帝师。而他的学生溥仪,却是中国的末代皇帝。这西洋的第一人与中国的最后一人相结合,便谱写出中国历史独特的一章。
这独特的一章,记载于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记载于庄士敦的名著《紫禁城的黄昏》。因它浸透了皇朝衰亡、江山断送的悲剧性,是文人骚客的好材料,所以被反复做成文章和影视节目,让大家不断重温。
庄士敦初执教溥仪时,后者刚十四岁。他对溥仪的世界观及个人趣味的形成,作用无可比拟。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对庄士敦的描写绘形绘色,实在精彩,所以不得不全文照录:
我的父亲和中国师傅们“引见”雷湛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先生的日子,是1919年3月4日,地点在毓庆宫。首先,按着接见外臣的仪式,我坐在宝座上,他向我行鞠躬礼,我起立和他行握手礼,他又行一鞠躬礼,退出门外。然后,他再进来,我向他鞠个躬,这算是拜师之礼。这些礼都完了,在朱益藩师傅陪坐下,开始给我讲课。
我发现庄士敦师傅倒并不十分可怕。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师傅的福建话和朱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庄师傅那年大约四十岁出头,显得比我父亲苍老,而动作却敏捷灵巧。他的腰板根直,我甚至还怀疑过他衣服里有什么铁架子撑着。虽然他没有什么八字胡和文明棍,他的腿也能打弯,但总给我一种硬梆梆的感觉。特别是他那双蓝眼睛和淡黄带白的头发,看着很不舒服。
他来了大概一个多月之后,一天他讲了一会书,忽然回过头去,恶狠狠地看了立在墙壁跟前的太监一眼,涨红了脸,忿忿地对我说:
“内务府这样对待我,是很不礼貌的。为什么别的师傅上课没有太监,惟有我的课要一个太监站在那里呢?我不喜欢这样。”他把“喜”的音念成see,“我不喜欢,我要向徐总统提出来,因为我是徐总统请来的!”
他未必真的去找过总统。清室请他当我的师傅,至少有一半是为着靠他“保镖”,因此不敢得罪他。他一红脸,王爷和大臣们马上让了步,撤走了太监。我感到这个外国人很厉害,最初我倒是规规矩矩地跟他学英文,不敢像对中国师傅那样,念得腻烦了就瞎聊,甚至叫师傅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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