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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1）序言

走出豆豆溪

【序】

陈国福

大学同窗地山老兄姓王，与著名作家许地山同名，家门一报，便让人记住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伊始，王地山便跻身当代作家之列。

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王地山曾是一位具有双重身份的青年战士，恰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先是“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解放军，继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党报记者。在进军大西南中来到四川，在向科学文化进军中考入大学，主攻中文，兼习外语，希冀出国深造，后涉嫌叛国投敌，有口难辩，无法可依，身陷囹圄，两秩春秋。生活给他开了一个好大的玩笑。

求知识、做学问，思索大抵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孔子曾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述学与思的辩证关系。阅读此书，不难看出：王地山首先是一个笃学善歌的思想者，堪称时代的先知先觉。他广泛阅读中外哲学经典和文学名著，激起对现实和社会的深层思考。*革命时期，在中国走向的历史关头，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毅然选择共产党，参加解放军；建国初期，面对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作为一个党报记者，他始终保持着冷静的观察和科学的判断，惜乎悖逆至圣先贤的谆谆告诫，敏于事而不慎于言。在那个特殊年代，与政治时事相抵牾，难免遭遇人生的挫折，换来命运的悲剧。作家拉开往事的记忆闸门，展示自己的心路历程和人生感悟，富有理性的力量，又不乏人性的弱点，令人钦佩和惋惜。

解放军犹如一座革命的大熔炉，铸就王地山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坚强性格。这种性格使他敢于面对各种磨难与挑战。20年漫漫长夜的高墙生活，痛苦、饥饿、困倦、孤独，在生存与死亡两大主题中，他重新审视生命，苦苦挣扎，决不退缩。革命先辈的狱中斗争，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因地制宜，强健体魄，积累知识；另一方面，突破封闭，

获取信息，坚持真理，视力严重受损，心地愈见光明，揭示出中外文明“以禁为诱、以禁为进”的曲折进程。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类的认识往往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局限，这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人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王地山走出高墙二十年后才动手写这本书，势必给那段生活的描绘多几分冷静与客观，少几许偏激与愤懑。书中运用插叙或补叙手法，以今追昔，以果证因，写出专政者自省意识中的种种忏悔，得到受害者的谅解、宽容和尊重。如果说，知错知罪是当今社会的稀缺资源，王地山“反右”五十年祭，正着意开掘这种稀缺资源，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历史是不容忘记的，一个失忆的民族是可悲的，没有希望的，甚至重蹈历史的覆辙。正因为如此，当某些人正竭力淡化那段血迹斑斑的历史，新的一代正淡忘前辈经历的苦难，而实现巴金关于建立“*”博物馆的建议为时尚远，我们这些过来人或幸存者，就负有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揭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已有多部，如丁玲的《风雨人间》、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杨绛的《干校六记》、韦君宜的《思痛录》、马识途的《沧桑十年》、丛维熙的《走向混沌》乃至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等等，他们秉笔直书，远追史公，写出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而备受关注。然而，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这些精英名流毕竟是少数，本书作者纯属普通人，也因言罹祸，几经挣扎，越陷越深．一直沉入最底层，弄得九死一生，死不瞑目。这样的坎坷经历和传奇人生，对于了解共和国那段刻骨难忘的历史，也许更具典型性而引人深思。全书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情节，仅以亲历亲见、所闻所感的方方面面，琐琐屑屑，罗列成章，没有铺陈，没有夸张，笔触非常直接，非常准确，尽可能呈现原生态的高墙生活，见证鲜为人知的血泪场景，以酌荏苒光阴，以酬同路朋辈，以资读者缅怀闲聊。如果解构书中的政治背景，对比银幕上表现勇敢者挑战荒岛、古堡、丛林、冰雪、星际的美国大片。王地山的20年狱中生活，更折射出人类不甘屈服、不向命运低头的拼搏精神。这令笔者感受甚深，也足以引起更多人阅读的兴趣，并理当得到更高的评价。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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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02）作家和记者是这样炼成的

作家和记者是这样炼成的

——王地山囚犯生涯传奇

高富华

1957年，中南（南斯拉夫）关系已相当紧张，四川大学一个学生却在认真研究南共纲领，甚至还与南斯拉夫驻华大使联系。要到该国留学，把异国的先进经验介绍回来……这样他便为自己拉开了悲情人生的帷幕，在监狱一呆就是20多年，谁知“一个犯人兼记者的奇特生涯”倒成了他创作的源泉。40多年过去了，2001年10月，这位睿智、豁达的老人接受了笔者的采访——

因言获罪王记者打入高墙

1957年，四川大学中文系学生王地山因撰写了一篇2000余字的《南斯拉夫之我见》而遭不白之冤，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他感到十分委屈，于是在1958年暑假的一天偷偷跑到北京，准备找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要求到南斯拉夫学塞尔维亚语。谁知随后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所拘留，不久被遣返回到四川。南斯拉夫没有去成，反而成了“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王地山十分懊丧。随着反右运动的“蓬勃开展”，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于是戴着“右派分子”和“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双料帽子被打入高墙，从此沉入了生活的最底层。

1933年出生在沈阳的王地山，在南京求学时，在他和同学们摇着小红旗把解放军迎进城后，毫不犹豫地报名入了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随军南下，经过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小长征”，成了新中国在西南地区的第一代新闻工作者，先后在《川南日报》和《四川日报》社工作，并被组织上确定为业务骨干送到四川大学带职深造。自已是爱党、爱国的，研究异国，是为了把自己的祖国建设得更美好，怎么是“里通外国分子”？又怎么是“人民的罪人”呢？

尽管王地山死不认罪。但不认罪也得“服法”！被判了14年有期徒刑的王地山被送进了设在成都市通惠门的一家劳改工厂劳动改造。先是糊火柴盒，后是当车工，车间主任听说他入狱前是记者。便安排他办《跃进报》。从此他开始了犯人兼报人的奇特生涯。

做过职业记者的王地山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劳改犯”的身份了，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办报中，还办了个“绿芽”文艺副刊，尽量让《跃进报》有可读性。然而学生味十足的王地山编写的稿件往往不合要求，被斥之为“人性论”，而他自学外语、读外国书籍并翻译作品更是被认为“不务正业”、“旧习不改”和“改造态度不端正”并受到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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