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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3部分(第1页)

莫愁问他:“你为什么对他们那种人那么痛心疾首?”“因为他们把写文章是当做自私自利的敲门砖,这还是老传统。论语上说过:”学而优则仕‘。他们认为能在军阀家中饮酒,是件体面的事,不管那军阀是谁,能沾边儿就好。他们都在政府大门前徘徊流连舍不得离开。那个科学家就是。为什么他不钻研科学呢?“

莫愁故意逗他说:“你为什么不埋首实验室专门研究生物学呢?”

立夫说:“这又不同。我不是写文章用来敲诈。我是要唤醒民众。”

立夫于是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文妓说》,里面指的是谁,暗示得很清楚。这篇文字登出来之后,莫愁才看见,很生气。

她对立夫说:“不要锋芒太露。这样儿会太突出,会招人攻击,这样树敌没有好处。得罪人干什么?”

立夫自己辩护说:“我只是替龚自珍的那句‘盗圣贤,市仁义者’,做一篇历史性的评注而已。”

莫愁反驳说:“这离历史性太远了。谁都会看得出来。”

这是立夫莫愁夫妇之间最难适应的方面。立夫自己承认对妻子很体谅,可是他认真要做一件事时,却对她完全不尊重。莫愁在对立夫的舒适,甚至对他的种种幻想,都肯宽容,可是对他写这种攻击性的文章,则决不肯让步,一分一寸也不让。对于丈夫应当写哪些文字,不应当写哪些文字,她认识得很清楚,态度也很坚定。她对人生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那就是求家庭和两个孩子的幸福,使立夫不要自己招祸。

若是没有狂热的学生运动,若是没有民众的觉醒,民国十五年至十六年的国民革命是不会成功的。但是要革命成功,必须要流血,青年必须要牺牲。这种情形,使木兰家也遭遇了悲剧,也完全改变了她整个的生活。

暗香是姚家所买的,也可以说是凭契约雇用的丫鬟,最近几年,仆人只许雇用,每月付与工钱。暗香结婚之后地位提高了,木兰只好雇用一个女仆照顾小孩子。她最小的女儿阿眉,只有五岁,儿子阿通,已经十二岁,因为是男孩子,自己各处乱跑。大女儿阿满,现在十五岁,几乎是那位美丽的母亲的复制品。

阿满从小就懂事。即使正在玩耍,母亲一叫,立刻就去。暗香一出嫁,她自然而然的接过来照顾妹妹的责任。做大姐并不是一句空话,对弟弟妹妹要有一个明确的道德义务感。她现在正在上中学,打扮穿着自然是一个中学女学生的样子。她是她们班的班长。木兰在不知不觉中,要让阿满受她自己从母亲那儿接受的那种训练。逐渐长大的女孩子照顾小孩儿,可以获得天赋母性的满足。再者,她感觉到自己和妹妹都是女孩子,跟弟弟自又不同。所以并没有什么规定,只要阿满从学校回来,看阿眉就是她的事。阿满也帮着母亲做事,用不着吩咐。有时候儿,甚至木兰还须要把她赶走,叫她和弟弟去玩儿,可是过了不久,她又回到屋里来。女孩子就是女孩子。木兰是偏向着儿子,不过不许他欺负仆人和姐姐妹妹,这和她母亲当年骄纵着体仁不一样了。

阿满幸福愉快,很敬爱母亲。但是她对伯母曼娘更为迷恋,爱听她母亲童年的故事,尤其是跟着义和团时的真实情形。最为特别的事,是在祖父办丧事期间,阿满那时才九岁,就学会了在棺材一旁像成年女人拿着那样腔调儿那样高低的哭,使每个人都觉得很稀奇。女人的天性是在群众的悲哭中获得很大的安慰,同时使自己觉得和广大的人群取得了结合。

在五月十三那天的示威游行中,阿满和曼娘的儿子阿瑄也以学生身分参加。由黛云领导的一个小组,计划在街头演一个短剧,描写上海英国警察枪杀中国人,自然比标语力量更大。最引起群众愤怒的,是警官发“开枪射杀”命令(这在警察的口供中也供出过),而示威者正在逃跑时,枪是从背后发射的。阿满知道这种情形,也了解“恢复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那些标语。她想参加演这出戏,但是木兰不许她演。不过这戏的预演是在王府花园的一个空院子里,阿满和她母亲也去看过。演群众的那些女学生,不知道警察开枪学生逃跑时该怎么哭。

阿满对其中一个说:“你一定要哭得真掉眼泪。”

那个女生问:“怎么办呢?”

阿满说:“在你快上台时,掐一点葱。”

这是个好办法,每个人都大笑,阿满的母亲很得意。此等游行示威真是使政府头疼的事。在北京的大街上,学生工人和警察之间,已往发生过几次冲突。逮捕游行示威的学生之后,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或工人,就引起了更大的示威游行。那一年的十一月,数千人之众的群众举行了一次“国民革命大游行”,要求安福系政府辞职,宣布召开国民党所主张的国民会议。那是以暴乱的方式举行的,袭击了安福系首脑人物的官邸,那些官僚之中,如王克敏和梁鸿志,后来在民国二十七年分别充任日本占领区北平南京的傀儡首脑人物。示威者有几次公开要求推翻安福系政府。他们之所能如此,完全由于受冯玉祥部队的秘密保护,因为冯玉祥同情国民党,他的部队也正驻扎在北京四周围。段祺瑞虽然在北京统治,但革命的群众就在他的面前。

次年的三月,日本炮艇和冯玉祥的部队互相开枪射击,于是国际危机发生。别的派系现在联合起来包围了冯玉祥,将他驱逐出北京,正如孔立夫两年前对阿非所预言的一样。奉系的海军打算在天津攻击冯玉祥的部队,冯玉祥已经在大沽口布下水雷,封锁了大沽口。有几艘日本炮艇向大沽口开炮,大沽守军也予还击。北京的外交团,代表八个国家,送给冯玉祥四十八小时的最后通牒,要求在三月八日中午以前撤消大沽口的封锁,否则有关各国海军将采取必要措施。这等于外交团袒护奉系部队。日本要求中国政府道歉,将大沽口司令官撤职,并要求赔偿日本损失银元五万元。

在十七日,段祺瑞的卫兵和群众代表之间发生冲突,几个代表被刺刀所刺伤。段祺瑞和安福系的几个首脑人物,似乎发了怒,决定给青年的煽动者一点儿教训。

三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前有个规模庞大的集会,有中学大学学生代表,工人商人组织的代表,手中拿着最大的白旗帜,在晴朗碧蓝的天空飘动,再度要求关税自主,要求对外国通牒采取强硬的立场。有些国民党的大学教授在台上讲演。

吃完早饭,阿满刚洗完手绢儿,一如往常,放了一块新的在口袋里,就到学校去了。不久之后,木兰接到阿满打回的电话,说学校要参加今天的游行,中午大概回家要晚点儿。

木兰在电话里告诫女儿说:“要小心。”

阿满说:“好了,没问题。我们校长说游行的领导人已经商请卫戍司令保护我们。再见!”

阿满的话在木兰耳朵里响,声音轻松愉快。

十二点一刻,立夫给木兰打电话,问她:“阿满今天去参加游行了没有?”

“去了,干什么?”

停了一下儿。然后立夫说:“噢,没关系。”木兰听见卡嗒一声,立夫挂上了电话。

立夫刚刚从一个私人方面听说今天段祺瑞要认真对付示威的人了,所以对示威的人恐怕不利。有人看见武装卫兵进入段执政的执政府,将来游行者就要在那儿呈递请愿书。

立夫和陈三跑出院子去,坐上一辆洋车,陈三骑着自行车。他告诉陈三往前去找阿满,把她从人群中叫出来,立夫自己则去找领导游行的人说话。到了天安门,见大会已然解散,通过了决议,大队已经穿过了哈德门,在往执政府走。到了东西牌楼,他才赶上队伍,队的前端已经到了执政府。游行的人和看热闹的人有好几千,街上拥挤得水泄不通。立夫下了洋车,在宽广的人行道的土地上往前跑。

到了总理衙门的入口,他从院子外站着的几千学生中,往里挤进去。他听见尖锐的来福枪声。一听到射击声,学生开始尖声喊叫,向大门涌过去。这时早埋伏好的段祺瑞的卫兵,从各处角落里跳出来。他们枪上带着刺刀,另有拿着单刀和短刀的,一齐挡住了大门,向逃跑的学生连劈带砍。又放了一阵枪。学生已经中了埋伏,入了牢笼,后路已被截断。出现了空前的大混乱。立夫看见青年男女学生被砍,被刺,被踩在地上。他看见一个魁梧高大的卫兵,脱去了上衣,一边挥舞铁鞭,一边发狂般大笑。铁鞭是中国以前的武器,是一串有节的钢刃,每一段有六、七寸长,合起来这件兵器有三、四尺长。这铁鞭挥舞起来,削掉了人的鼻子,前额,手,胳膊上的皮。但是群众仍然往那鬼门关上挤,因为后面有兵用刺刀连刺带戳,向前追赶他们。立夫被挤在群众的边缘上。他看见一个卫兵在他前面挥舞着一条沉重的铁链子。立夫把一切付之于命运,往前冲去,听任毁灭。那条铁链子发出震耳欲聋的一声,打上了他的右踝子骨,他想他的右脚一定打断了。但是他还往前挤,脚下踩着了一个躺在地下的人。卫兵们现在似乎打得筋疲力尽了,过了好久才再向群众的血肉之躯逞凶,但是凶险程度已大为减低,只有个使钢鞭的人,不显疲劳,因为人渐渐稀少,他更有较宽敞的地方施展,他用有节奏的吼叫配合着钢鞭的响声,再找人逞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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